尽管她们都出身不好

这种精神最直接的来源是作家的母亲,在《平原上的歌谣》中,魏月明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很大程度上是以作家的母亲为原型的。在小说中,她上有老,下有小,在丈夫死后一个人独立担负养家的重任。为了获取更多工分,她按男劳力的标准参加公社劳动,抬大粪、和泥脱坯等重体力劳动都咬牙撑了过来。即使在艰苦的生活中,她依然保持着自尊自强的做人标准,不低三下四地求人,面对困难不退缩不妥协。魏明月还保有一颗善良和正义之心,她看不过秃老电对于红满的虐待和侮辱,趁人不备放走了红满,把家里仅有的钱送给她当盘缠。魏月明是小说中的亮点所在,正是这一人物的塑造,表现了作家对于民间视野下个体生存经验的充分肯定,也凸显了作家重写这段历史的最终意义。这种生存的顽强同样体现在《遍地月光》中的黄金种身上,尽管他至始至终都是一个失败者,但几次三番从杜老庄逃亡,表现出他对于生存与自由的强烈渴望。他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中生存下来并努力过活,这其中包蕴着一种朴素而又坚韧的草根力量。小说结尾,金种在父母坟前不禁大声痛哭、长跪不起。“这个男人哭远了,把上下几百年都哭倒了”,在金种的眼泪中包含着弱者的心酸、绝望和孤独。可同行的“假”妻子孙秀文却由此真正走入了金种的内心世界,金种最终收获生活的希望。小说并未因此蒙上理想主义色彩,刘庆邦对其笔下人物更多持有一种“悲悯”的情感,在历史的行进与现实的苦难中,民间的生存如此卑微渺小,渗透着强烈的悲剧的意味。

本文作者:陈晨 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在《平原上的歌谣》中,作者用一贯的现实主义的细腻、真实的笔触描写了饥荒年代民间百姓生存的艰辛。小说塑造了大量的人物群像,并使用了散点透视的写法,将民族苦难史通过一幕幕画面真实地呈现出来。比如文楼村围绕着死牛而展开的吃牛风波,长玉六姐弟轮流“嗍盐子儿”,麻表哥一家四口在逃难途中全部饿死,以及队长文钟山在母亲临死前四处找寻红糖、油锤吃癞蛤蟆中毒致死等情节均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所有的画面都是围绕着“吃”展开的,与饥饿的殊死抗争构成了那个年代特殊而又真实的生存状态。除了精心组织的典型画面外,刘庆邦还特别善于运用细节描写,从大量日常生活琐事中来展现历史的真实。在“文楼村”公社食堂的粮食无以为继、时开时停的情况下,老百姓想尽办法去寻找充饥物。河坡里的茅草根、树干上的榆树皮、地里的刺角芽、河水里的苲草,以及用套在牲口脖子上的牛皮扎把所熬的牛皮汤都成为百姓的充饥物,它们的味道和吃法被作者详细描述:“茅草根淡淡的,没什么甜味”,“榆树皮怎么吃呢?他们把榆树皮用刀切一切,或用剪刀剪一剪,弄成小块……等到把榆树皮砸碎了,就放进锅里煮,把榆树皮的黏性煮出来,煮成稀饭”,“刺角芽除了吃着扎嘴,没什么怪味,也没有毒”,“苲草上还吸着不少小蛤蜊,得把小蛤蜊择掉。不然的话,吃到嘴里会硌牙。吃到肚里,对肠子也不好,弄不好会把肠子拉破”。对于食物的记忆无疑保留了刘庆邦作为亲历者对于“三年自然灾害”最直接的生存感受,也是作者从平民立场出发对那段历史最真实的记录。与《平原上的歌谣》相比,《遍地月光》更为倾重个体的生命经历。它着重讲述了杜老庄的少年黄金种在文革时期“阶级论”、“出身论”的背景下的人生遭遇。由于出身不好且父母双亡,金种和弟弟银种不仅挨饿受冻,更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漠视与屈辱。尤其是金种在青春期对于爱情的憧憬和追求一再受到压制和扭曲,最终只能逃往他乡寻求生路。“文革与成长”是90年代以来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写作主题,但与其他作家相比,刘庆邦没有将笔力过多停留在主人公个体精神的暗伤、青春的焦灼和心理的异化上,而是以黄金种为中心,书写特殊时期政治权力渗透下民间爱情婚姻生活的真实。主人公黄金种代表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即包括赵自华、赵自良、王全灵等在内的出身地主家庭的青年男女,在“阶级论”与“出身论”背景下,他们对于爱情与婚姻的渴求被降低为一种生存的策略,甚至被完全剥夺。金种先后看上了赵自华和王全灵两个女孩,尽管她们都出身不好,但金种的美梦还是两次落空。赵自华被母亲拿去给哥哥换亲,而王全灵被迫嫁给了政治队长杜建春的外甥。这些小人物均无力与命运抗争,最终成为历史的牺牲品。毋庸置疑,在《平原上的歌谣》和《遍地月光》中,刘庆邦笔下的历史记忆都是凝聚在底层的小人物身上,这正是他一贯所秉持的平民立场的直接体现。但与短篇小说注重情节、结构紧凑不同,对民间日常生活的细致呈现成为这两部长篇小说在“还原历史”时的显著特点。

总而言之,在《平原上的歌谣》和《遍地月光》中,刘庆邦秉持着鲜明的“平民立场”。他悬置了启蒙姿态,从平民视角出发,对特殊历史时期的民间生活有了丰富而深入的开掘,较好地实现了小说从保存民族记忆角度书写“历史”的写作目的。在作家的平民叙事中又呈现出鲜明的价值立场,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由此体现出两部小说的精神深度。在“平民立场”下,作者的文化取向是复杂而非单一的,他一方面深刻地批判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政治意识形态及商业文化对生命和人性产生的异化,由此对处于历史缝隙中的底层存在表示出深深的悲悯与同情;另一方面又肯定来自乡野与民间的最为朴素强韧的生命的力量,希望借此保留民族的精神力量。然而,这种复杂的文化取向似乎也给作者的创作构成了挑战。例如,在《平原上的歌谣》中尽管魏月明贯穿始终,但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采取的是散点透视,塑造了人物群像,直到后半部分才凸显魏月明作为主人公的主体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作者主体意图的呈现。在刘庆邦以往的作品中,他非常善于对人性复杂面进行深层开掘,在生存的艰难现实面前,时时纠结着人性的善与恶,这也是他笔下的底层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平原上的歌谣》和《遍地月光》中,尽管不乏这样的努力,如秃老电、杨兰英、赵自华等人物的塑造,但作为主人公的魏月明和黄金种,其性格中的文化内涵似乎显得较为单一。

“三年自然灾害”与“文革”是1950年代出生的刘庆邦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也成为他生命中难以抹去的深刻记忆。尽管在之前的短篇小说创作中曾对此有所表现,但刘庆邦仍然难以抑制要用长篇小说来集中展示这两段历史的冲动。其原因主要来自于作家对于民族和历史的高度责任感,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作家的智力由三种基本力量组成:记忆力,理解力,想像力。记忆力又是这三种力量中基本的东西。一个人若失去了记忆,就等于是一个傻子。而一个民族失去了记忆就更可怕,就会重蹈灾难的覆辙。作家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不断唤起人们的记忆,并为民族保留记忆。”①“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生活记忆,如果我们这一代亲历过那段生活的人死了,让后来的人再想象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记忆文化向遗忘文化挑战。”②这决定了刘庆邦不是以个人化的叙事姿态进入历史,以调侃、戏谑的方式演绎历史,而是最大程度地去再现历史的真实,实现小说保存民族记忆的目的。

《平原上的歌谣》与《遍地月光》是刘庆邦分别于2004年和2008年推出的两部长篇力作。两部小说均具有宏阔的历史背景,但作者却从一贯的平民立场出发,将笔力集中于中原地区的两个小乡村“文凤楼村”和“杜老庄”,将特殊历史时期底层农民生活的艰辛与生命的挣扎描写得淋漓尽致,呈现出驳杂而又真实的民间生活图景。与以往的短篇小说不同,由于涉及到两个重要历史阶段,对于历史的想象与叙事成为这两部小说的重要坐标。在此,作家的平民立场又体现为一种鲜明的价值取向,通过对特殊历史时期乡村日常生活中官方与民间对峙的描写有力地消解了政治意识形态,表现出知识分子独立的文化批判意识。(基于平民立场,刘庆邦在小说中倾注着强烈的人文关怀,而在延伸的历史空间中,这种关怀更加深刻地指向现代化过程中政治、金钱对于人类生命本质的侵蚀与损伤,作者又通过对人性美的挖掘完成自己的主体精神建构。)

《平原上的歌谣》和《遍地月光》是刘庆邦立足于平民立场所创作的出色的现实主义悲剧,但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真正的悲剧不仅发生于外部活动,更发生在人的心灵深处。它与人类的不幸、痛苦、毁灭,与病患、死亡或罪恶密切相关但却又截然不同,它是对于人的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④。在坚持底层关怀的同时如何能够超越人与时代之冲突中的生活悲剧本身,而走入对“生命”本身的悲剧观照?这是我们在对《平原上的歌谣》与《遍地月光》进行解读后留下的一点思考,也是对于作家更高的期许。

《遍地月光》中的叙事并没有停留在文革阶段,而是延伸到八九十年代经济复苏之后。此时的金种带着花钱雇来的“妻子”在清明节重返杜老庄。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由于常年无人在家,金种家的祖坟已经被平掉无处可觅。为了找回祖坟,金种不得已花钱贿赂村干部。这时的金种才发觉,他并没有完全摆脱那刻在他身上的屈辱与歧视的烙印,过去是由于出身和成分,现在则是由于金钱。作者精心设置的这样一个“返乡”情节,使得小说没有局限在对特殊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思,并进一步向历史延伸,从商品文化的角度对历史与生命的命题进行深入思考。小说由此彰显出强烈的人文关怀,作者所要表达的,是对处于历史变革中的小人物的深刻悲悯,所要强烈批判的,是政治、金钱对于人的生命本质的伤害。在刘庆邦的乡土题材小说中,他非常倾向于在传统世界中寻找人性的真、善、美,并呈现出“诗意”的特征,这可示为是作家在现代化转型中进行主体精神建构的努力,也无疑是作家人文关怀的体现。在《平原上的歌谣》和《遍地月光》中,这一意图仍表现得十分清晰。《平原上的歌谣》中,贫穷和饥饿使人们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但作者没有刻意渲染死亡的恐怖与生存的绝望,小说自始至终的语调是平静而素朴的,以一种琐细的日常化叙述,将民间生存的艰辛和无奈展示出来。这其中也隐藏着来自民间的真实的生存态度,面对苦难,只有接受并承受,不顾一切地活下去。在谈到《平原上的歌谣》的写作时,刘庆邦说他给小说定下的基调是“不屈和自强”,所要表现的是“什么样的苦难都能忍受,什么样的坎都能过去”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③

叙述者的视角自由出入于人物与外部世界之间,无论是政治斗争场面还是家庭内部细节,均用细腻、平缓的语调详加描述。刘庆邦在通过民间日常生活描写完成他的历史想象时,又特别注意到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日常生活对峙融合的双重性。作家正是以此作为反思历史的重要途径,在触摸历史的同时又表现出对历史的穿透。在《平原上的歌谣》中,作者用大跃进、放卫星、扫暮气、民主补课、解散食堂等事件来透视当时政治生活的狂热和荒诞,从而揭示出五六十年代之交造成国内饥荒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文楼村,变旱田为水田、下大雨晒红薯片子、连夜出完红薯种麦子等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均是“大跃进”运动的体现,农民却是直接受害者,糟蹋了粮食,造成了农田大规模减产。“战天斗地”的政治狂热更将无知的农民推入到荒谬的生活逻辑中,对于流行的政治术语,他们有着自己的理解:比如“扫暮气”就是“扫没气”;“放卫星”则“代表着最高,最大,最好,最快,最省,谁只要达到了这几个最,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卫星”。文楼村代表在参观了邻村的“棉花卫星”、“猪卫星”、“红薯卫星”后,终于集全体智慧结晶成功发明了“粉条卫星”。这种短暂的“狂欢”景象,与小说中饿殍遍地的悲凉、与饥饿殊死搏斗的惨烈画面形成了鲜明的比照,作家由此完成了对官方世界庄严表象的分裂与嘲讽。《遍地月光》中的杜老庄,处处充溢着“文革”时期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息,斗私批修搞得人人自危。恋爱和婚姻,本来是最具个人化色彩的行为,但在特殊时期却呈现出绝对的国家化特征,人的权利与自由、人的尊严与价值遭到粗暴的蹂躏与践踏。小说着重描写了金种的几次恋爱经过,特别是与王全灵,金种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感情,但最后仍然被杜建春用政治斗争的恶劣手段将两人分开。与许多当代作家在“文革”写作中肯定日常与世俗生活的稳定与强大不同,在刘庆邦笔下,我们更多地看到他的人物屈从政治压力的一面。《遍地月光》不仅真实呈现了特殊时期政治权力渗透下民间婚姻生活的真实,还尖锐地表现了由此而带来的乡村底层的性压抑问题。小说中懦弱无能的农民杜建勋出身不好,只好对妻子与村干部的偷情睁只眼闭只眼;黄金种的叔叔黄鹤图出身地主,又是个光棍,只能将性的欲望发泄在他的侄子银种身上;而自良的变态与发疯,不仅是因为用唯一的妹妹换来的媳妇被抢走后对于弟弟的仇恨,更是由于对婚姻的彻底无望而带来的压抑。爱情、婚姻以及性的压抑,其终极指向是“文革时期”政治逻辑和权力神话给人自身所带来的伤害。虽然我们强调作家的“平民立场”,但严格意义上说,作家在精神本质上应该是“非平民”的。因此,所谓“平民立场”,更体现为一种鲜明的价值取向,即突破了政治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局限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品格和主体意识,它在坚持底层关怀的同时又超越了民间的世界观与价值观。